他人生的谢幕，恰逢美联储新主席走马上任，以及一个新的技术周期和风险定价机制时代的开启，格外令人心生感慨
文|《财经》特约撰稿人 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苏琦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6月22日在华盛顿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活满了整个“美国世纪”，也几乎完整见证了现代美联储从一个主要调节短期利率的机构，变成拥有庞大资产负债表、深度介入金融体系稳定，并被卷入政治权力斗争中心的超级机构。
20世纪70年代，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格林斯潘从1987年到2006年执掌美联储，任期跨越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四任总统。他曾被视为冷战后美国资本主义胜利叙事的化身：乐观、亲市场、迷恋技术进步、厌恶监管、相信金融机构会出于自身利益约束风险。他是非常成功的反通胀央行行长。他继承了沃尔克的反通胀遗产，并把它转化为稳定预期的制度能力。
格林斯潘带领美国经济穿越1987年股灾、1990年-1991年经济衰退、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冲击。他推动美联储走向更公开的沟通机制，使央行从神秘机构逐渐变成现代预期管理机器。
全球经济和金融圈在格林斯潘逝世之际回望他的一生，相当一部分人对《财经》表示，他算得上美联储最成功的掌舵人，他的巅峰时刻，美国经济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联邦政府甚至出现预算盈余。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处于长期繁荣之中，格林斯潘的声望也达到顶峰。那时，他的只言片语都可能被市场反复解读，并迅速转化为股价的大幅涨跌。
华尔街把他称为“美联储大师”，格林斯潘的谢幕，也像是为一个时代合上了最后一页：那个相信市场自我修复、相信聪明的技术官僚可以驾驭资本主义波动、相信低通胀足以证明制度优越性的时代，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被迫接受审判。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的遗产被重新打开。人们发现，他不只是繁荣时期的守护者，也是金融化时代风险积累的见证者、放任者，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制度设计者。
2019年11月12日，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会场上，朱民连线对话艾伦•格林斯潘
我眼中的格林斯潘
在一次阴差阳错的见面中，我见到了格林斯潘。本来对格林斯潘的专访安排在2018 年7月6 日晚，当天他临时推迟到7月11日。在一系列巧合后， 6日晚我提前见到了格林斯潘，并有机会和他近距离接触，而那一天，中美间贸易战正式开打。
格林斯潘走进来，并没有制造什么响动，但空气中的气流好像突然发生了变化。那一刻，他正有些艰难地要坐下来，他的身体前探，幅度很大，几乎要折成九十度——那一年，格林斯潘已经92岁了。岁月压弯了他的身体，却无法抹去他身上那种强烈的辨识度。他依旧戴着那副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面孔，在美国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曾像电影明星一样为人熟知。我几乎第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张脸仍然属于那个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最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
在那个时间节点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贸易战变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节点。各国加强了对技术和知识产权主导地位的争夺，也加强了对制造业，对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争夺，这导致全球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最后升级为贸易战。格林斯潘愿意解读中美贸易战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纹理。他十指相扣，言辞谨慎，娓娓道来。他说，美国和中国主导着全球商品贸易流动和服务贸易余额，在当时的关税战中，没有所谓的赢家或输家。他说，“我们的关税之战、贸易之战，所谓的赢家，在自身的生产者身上也会有税种产生，因此它最终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即增加关税。这个关税本身会回到自己国家的人民身上。”
后来我再次见到格林斯潘，民粹主义已经席卷美国大陆，西欧国家也未能幸免。我们谈话的话题也围绕着不断扩散的民粹主义展开。在格林斯潘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但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民粹主义并不是固定的，或者在哲学上并不是非常稳定的一种思潮。民粹主义实际上是对帮助的一个需求，对帮助的一个呼喊。
格林斯潘告诉我，民粹主义并不是理性分析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而且我们也很难去捕捉到问题的核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认这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当政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周期性的民粹主义会出现。
在多次与格林斯潘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有一种独特的对美国经济的洞察力。他不仅关注宏观层面的抽象概念，更对经济数据中最晦涩难懂的细节怀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而这一特质贯穿一生，哪怕是见到如我这样一个报道经济的记者，他也会询问我的看法。
这也让我有机会看到格林斯潘真正的复杂性：他既不是一个失败的央行行长，也不是一个被神化后又被推倒的偶像。他更准确的身份，是美国晚期资本主义中“技术官僚信仰”的最高代表。他真诚地相信美国经济的真正动力来自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与创造性破坏。他所代表的技术官僚时代，有三个核心信念。第一，独立央行能够比政客更理性地管理经济。第二，自由市场虽然会波动，但总体比政府更有效率。第三，只要通胀受控，经济体系就没有根本性危险。他证明了技术官僚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成功管理通胀、危机和预期；也证明了当技术官僚把市场自律误认为金融稳定时，成功本身会成为下一场灾难的前提。
那段时间，格林斯潘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他与人合著的《繁荣与衰退》一书中。他曾给我看过自己的日程表。倘若不知道那是一位九十多岁老人的安排，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误以为那是某个正值盛年的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日程：会议、访谈、阅读、修改、讨论，密密麻麻，几乎没有空白。即便如此，在这张日理万机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位置始终留给《繁荣与衰退》的写作。对晚年的格林斯潘而言这本书至关重要，他试图把自己一生所信奉、推动，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其反噬的美国资本主义逻辑，重新放回美国经济史的长河中加以解释。
《繁荣与衰退》沿着美国经济发展的时间脉络展开，追问每一个历史阶段真正推动美国经济扩张的社会力量，那些隐藏在增长背后的制度结构、人口流动、技术革新、市场扩张与社会冲突。无论是内战前南方奴隶制在美国财富积累中的作用，罗斯福新政对市场秩序与国家能力的重塑，还是全球化对普通劳动者、社区与政治认同造成的剧烈冲击，书中都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历史张力：美国的繁荣从来不是线性进步的结果，而是在创造、扩张、破坏与重组之间反复形成的。
格林斯潘眼中的美国崛起，源于它曾经拥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在破坏中重新生成，在混乱中重新组织，在痛苦中继续相信未来。因帕金森病并发症离世后，格林斯潘留给美国的问题是，这种能力是否仍然存在？现代资本主义究竟需要多少自由，才足以保持创新？又需要多少约束，才不至于让创新变成危机？央行究竟应当只管通胀和就业，还是必须主动管金融稳定？市场的自利究竟何时产生秩序，何时制造灾难？
格林斯潘的一生，正是这组问题的浓缩。他从爵士乐手变成经济预测家，从安·兰德的自由市场信徒变成世界最有权力的央行行长；他在美国资本主义最光辉的时刻被神化，又在金融危机之后被重新审判。
从爵士乐手到数据占卜者
格林斯潘1926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家庭。父母离异后，他由母亲在曼哈顿华盛顿高地抚养长大。少年时代，格林斯潘与经济学交集不多，他的激情都给了音乐。他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和萨克斯管，后来在纽约夜总会和摇摆乐队中演奏爵士乐。爵士乐强调即兴、节奏感和对复杂结构的直觉把握，也许是这些音乐元素对格林斯潘后来的政策风格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他很少像教科书模型那样僵硬。他不迷信公式，偏好从大量细碎、冷僻，甚至看似边缘的数据中捕捉经济转向。他翻阅图书馆资料，挖掘自内战以来铁路货运装载量以及短绒棉价格走势的数据。他曾说，自己宁愿沉浸在铜矿、铁路货运和库存数据之中，也不愿读小说。这种对微观数据的迷恋，后来成为他区别于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核心特征。
他曾考入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单簧管与萨克斯管演奏，但枯燥的训练让他辍学离校，穿梭于纽约时报广场附近的夜总会，成为一名职业爵士乐手，在烟雾缭绕的舞台上吹奏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迷惘与激情。然而，音乐梦终究在现实面前褪色，他转而进入纽约大学，潜心攻读经济学。当时许多学生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说着迷，其思想正革命性地改变这一学科。格林斯潘却宣称自己对经济政策不感兴趣，更愿意专注于技术层面的挑战。他先后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完成了从艺术家到理性主义者的第一次蜕变。
他的职业声誉最初来自私人部门预测。20世纪50年代，他创办经济咨询公司，为美孚石油、美国铝业等大企业提供分析。他不是靠宏大理论成名，而是靠一种冷静、精密、近乎侦探式的判断：哪里出现库存失衡，哪里出现价格扭曲，哪里出现生产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他后来写道，预测不是预言未来，而是推演当下各种失衡最终如何解决。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的政策哲学。
格林斯潘不是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宏观工程师，也不是纯粹的货币规则派。他更像一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听诊者，相信只要足够理解市场内部的信号，就可以在不过度干预的情况下，让系统自行修正。
这也解释了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对格林斯潘的深层影响。20世纪50年代，格林斯潘经由第一任妻子介绍，进入兰德位于曼哈顿的思想圈子。每逢周六夜晚，这群后来被称为“集体”的年轻信徒和知识分子聚在兰德的公寓里，朗读、争辩、讨论《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新稿。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种道德框架：资本主义不只是有效率的制度，而且是道德上正当的制度；理性的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通过自愿交换与市场竞争，反而能够形成一种自发秩序。
这种观念后来并没有以兰德式的文学激情直接进入格林斯潘的政策语言，而是被转换成一种更冷静、更技术化的中央银行判断：市场参与者会出于自身利益控制风险，金融机构会保护自己的股东权益，企业会珍惜声誉，交易对手会彼此监督，市场纪律会惩罚过度冒险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兰德的哲学影子延伸到了格林斯潘的监管哲学深处。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才在国会承认，自己曾经过度相信这一机制，并在这个支撑其世界观的模型中发现了“缺陷”。
这套信念在繁荣年代看似深刻，在危机年代则显得危险。它让格林斯潘能够抵抗政治压力、相信市场活力；也让他在面对金融创新、衍生品和次贷扩张时，严重低估了自利行为如何在杠杆和证券化机器中变成系统性风险。
政治动物与央行独立
格林斯潘虽然常被描绘成冷静的经济技术官僚，但他从来不是远离政治的人。他曾为尼克松1968年总统竞选担任政策顾问，后来在福特政府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深陷滞胀、水门事件和能源危机，这段经历让他明白：经济政策从来不是纯粹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合法性、市场信心和制度权威之间的平衡术。
1987年，里根任命格林斯潘接替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已经用极高利率打断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螺旋，也为美联储赢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反通胀信誉。格林斯潘继承的，正是这个信誉资产。他不需要像沃尔克那样用残酷衰退证明央行决心；他的任务是把反通胀信誉转化为一种更细腻的宏观管理能力。
上任仅两个月，他就遭遇“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暴跌22.6%，全球市场陷入恐慌。格林斯潘迅速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并发布简短声明，承诺美联储将作为流动性来源支持金融体系。这次行动稳定了市场，也奠定了他此后近二十年的基本形象：当系统性恐慌出现时，格林斯潘会出手。
他在危急时刻建立起来的流动性托底机制，后来被市场称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其核心并不是美联储会阻止一切投机，而是当投机泡沫破裂并可能危及金融体系时，央行会出手提供流动性保护。于是，市场逐渐形成一种稳定预期：资产价格可以大幅波动，风险可以不断累积，一旦跌势威胁系统稳定，美联储终将入场托底。
从短期看，这是一种高超的危机管理。它安抚恐慌，阻断传染，避免局部崩塌演变为系统性灾难。但从长期看，它也悄然改变了市场的风险定价逻辑：投资者开始相信，极端下跌并不完全由自己承担，尾部风险因此被低估，杠杆和冒险也更容易被合理化。格林斯潘的成功，正是在这里埋下了未来反噬的种子。
他的政治敏感同样出色。在国会作证时，他善于用极其晦涩的语言避免被市场或政客抓住把柄。他曾开玩笑说，如果你觉得我说清楚了，那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这种“格林斯潘式语言”既是个人风格，也是制度策略：央行需要影响市场预期，又不能把自己锁死在某一句话里；需要对国会负责，又不能被国会牵着走。
更重要的是，他在两党之间维持了罕见的影响力。老布什曾因1992年败选怨恨他没有更快降息；克林顿却与他形成默契，接受削减赤字、维持财政纪律的路线。到小布什时期，格林斯潘又支持大规模减税，招致民主党批评，认为他背叛了自己关于赤字的原则。严格地说，他不是远离政治的技术官僚，而是最懂政治的技术官僚。格林斯潘的权力不只来自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也来自他对华盛顿政治节奏的理解。他一方面维护央行独立，另一方面又频繁介入税收、赤字、社保和金融监管等本不完全属于央行职责的议题。
格林斯潘去世时，美联储早已不是他上任时的美联储。它经历了量化宽松、零利率、疫情救助、通胀回潮和政治攻击。它的资产负债表膨胀到格林斯潘时代难以想象的规模，它的每一次决策都牵动全球资本流动，也越来越直接面对总统、国会、市场和公众舆论的夹击。
格林斯潘晚年仍在捍卫美联储独立。2026年，当围绕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引发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时，格林斯潘与其他前美联储和财政部高官一道发声，警告不能用司法压力破坏货币政策独立性。
软着陆神话的诞生
格林斯潘会成为人们眼中的“大师”是1994年。
当时美国经济正在复苏，通胀尚未真正失控，但格林斯潘判断，如果等到通胀已经显性化再行动，就太晚了。于是美联储启动预防性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3%一路提高到6%。这轮紧缩包括多次加息，其中既有50个基点，也有一次罕见的75个基点。利率快速上行引发市场震荡，甚至导致加州橙县破产。
但从宏观结果看，格林斯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在通胀预期尚未失控之前先发制人，在经济明显降温后又及时停止紧缩并转向降息。美国经济没有陷入深度衰退，随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的高增长、低通胀繁荣期。这次经验强化了格林斯潘的政策自信，也强化了市场对他的信任。他似乎找到了一种央行治理资本主义周期的新方法：不机械遵循规则，而是根据数据和预期相机决策；不被单月波动牵着走，而是判断经济结构性变化；不让市场完全看透央行，却让市场相信央行最终会稳定局面。
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林斯潘最重要的判断是生产率革命。技术进步、全球竞争、供应链扩张和企业管理改造，似乎使美国经济能够在更低通胀压力下创造更多产出和就业。传统模型会认为失业率降到某个水平后必然引发工资—价格螺旋，但格林斯潘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也改变了通胀机制。
事实一度证明他是对的。美国经济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岗位，失业率一度降至4%以下，股市繁荣，企业以较低利率融资，消费者享受低通胀和财富效应。格林斯潘不只是管理了经济周期，他似乎重新定义了周期。
这也是“技术官僚无所不能”神话的顶点。人们相信，经济学家终于学会了如何驯服通胀，如何应对危机，如何让市场自由与宏观稳定并存。美联储不再只是“拿走酒会酒杯”的保守机构，而成了美国繁荣叙事的中央控制室。
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一场晚宴上首次抛出“非理性繁荣”这个词，试图警告当时股市的估值过高。然而，讽刺的是，这句警告不仅没有让市场降温，反而被华尔街解读为“央行行长在关注市场，但暂时不会加息”。随后，美股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内继续狂飙突进，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非理性繁荣”。对格林斯潘来说，看见泡沫与处理泡沫是两回事。格林斯潘的基本立场是，央行很难在泡沫破裂前确认泡沫，更难在不伤害实体经济的情况下刺破泡沫。因此，与其主动打压资产价格，不如在泡沫破裂后清理残局。
这个思路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看似有效。2000年科技股崩盘，2001年经济衰退，再加上“9·11”恐怖袭击，美联储大幅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最终降至1%的历史低位。美国经济很快恢复，金融系统没有崩溃。格林斯潘再次证明，他能够在危机后提供流动性，阻止衰退深化。
但这一次，低利率没有只是修复经济，也在重塑风险偏好。廉价资金、全球储蓄过剩、住房金融创新、抵押贷款证券化和评级机构的高评级机器结合起来，推动美国楼市进入更危险的泡沫。低通胀不再意味着低风险，宏观稳定反而让投资者更敢加杠杆。这是格林斯潘时代最深层的悖论：央行越成功地压低通胀、平滑周期、稳定预期，市场越容易相信灾难不会发生；市场越相信央行会在危机中救场，金融机构越容易把风险外包给系统。
格林斯潘没有败于传统意义上的通胀管理，而倒在一个更现代的问题面前：价格稳定并不等于金融稳定。消费者价格指数可以温和，资产价格却可以疯狂；经济增长可以平稳，资产负债表却可以脆弱；单个金融机构都声称自己在管理风险，整个系统却在累积同一种风险。
自由市场信仰的代价
如果说利率政策仍有争论空间，那么监管遗产是最难为格林斯潘辩护的部分。格林斯潘长期相信，金融机构有自利动机保护股东，有声誉动机避免不道德行为，市场比政府更能发现和惩罚冒险者。这种信念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美国金融监管的方向。他支持金融混业经营的放松，对衍生品监管持强烈怀疑态度，也反对对金融创新施加过早约束。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已经显示，复杂金融工具、杠杆和高度关联的交易策略可能威胁整个华尔街。但格林斯潘并没有因此转向更强监管。相反，他与克林顿政府的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一道，反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博恩加强衍生品透明度和资本缓冲的努力。后来，他们被《时代》杂志称为“拯救世界委员会”。这个称号在当时是赞誉，在2008年之后则带有强烈讽刺意味。
次贷市场同样如此。美联储拥有制定住房抵押贷款规则的重要权力，但在高风险贷款扩张初期，并没有充分使用这些工具。对掠夺性贷款、次级贷款、可调整利率贷款和无充分收入验证贷款的监管反应明显滞后。华尔街则用证券化技术，把可疑抵押贷款打包成高评级证券，出售给全球投资者。风险被分散了，也被隐藏了；被转移了，也被放大了。
格林斯潘也知道住房市场存在危险。他曾担心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关注资产价格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他始终更害怕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而不是市场内部杠杆失控。他相信泡沫难以识别，相信金融机构会自我约束，相信创新总体提高效率。正是在这些信念共同作用下，金融体系获得了太多自由，却缺乏足够约束。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格林斯潘回到国会作证。彼时雷曼兄弟已经破产五周，AIG被国有化，TARP救助计划刚刚通过，道琼斯指数正在从14000点向7000点坠落道琼斯指数从高点急坠。身后是美国金融体系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崩溃。国会议员问他：你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他的开场白后来被无数次引用。格林斯潘说：“那些指望放贷机构会出于自身利益保护股东权益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正处于一种震惊的难以置信之中。”他还承认，“整个现代风险管理的智识大厦，在去年夏天已经崩塌。”他将这场危机称为“百年一遇的信贷海啸”，并表示几乎没有人真正预见到它的到来。
格林斯潘承认，自己长期相信金融机构会出于自利约束风险、保护股东和声誉；但危机证明，这套关于市场自我监管的判断存在致命缺陷。那个曾经最坚定相信市场理性的人，在危机面前不得不承认：他赖以理解金融世界的模型，已经被现实击穿。
晚年的格林斯潘承认恐惧、狂热和“动物精神”会颠覆理性模型，却仍然捍卫自由市场体制。他认为危机并不能证明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只能证明市场也会犯错。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辩护回避了问题核心：当市场错误能够摧毁整个经济时，政府不能只在崩塌后救火。
但他也留下了一个更危险的遗产：将市场价格信号误认为风险约束机制，将低通胀误认为宏观健康，将金融创新误认为风险分散，将央行救市能力误认为制度韧性。金融危机说明，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风险不一定表现为消费品通胀，而可能表现为资产泡沫、期限错配、影子银行、评级幻觉和系统性杠杆。央行如果只盯着通胀，就可能在价格稳定的表面下放任金融火山积累压力。
2006年格林斯潘告别美联储时，只带走了一件特殊的纪念品——央行那间宽敞的董事会议室里，曾属于他的那把椅子。如今，随着椅子的主人转身离去，“大师时代”的最后一道余晖，也随之悄然消逝。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article_a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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